从历代著名唐诗选本看李白杜甫诗歌的接受

从历代著名唐诗选本看李白杜甫诗歌的接受

——兼论李、杜优劣

申东城

“作诗非难矣，选诗难”，诗歌选本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方式之一，始终为世人所重。其不仅关系到选者的才能和见识，而且可见各朝代文学思潮嬗变发展对收录作家作品的影响，它既保存了许多古典诗歌的原生态，又广泛流传并影响后人，价值和意义非凡。唐诗选本就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例。唐朝是古典诗歌大繁荣大发展时代，历代唐诗选本层出不穷，诸选家见人见智，异彩纷呈。作为唐朝诗国星空 “双子星座”的李白、杜甫，唐诗选本更像一个个活化石，虽历经岁月风霜，但仍熠熠生辉，折射出历朝对于李、杜评价的诸多信息，如渊源、个性、诗风、地位、优劣等。可以说历代唐诗选本和历代名家评论话语，是研究李、杜的两条腿，不可偏废，两腿并行，方可坚实落地。若说诗话是理论，那么选本就是结合作家作品的具体实践。本文拟通过历代著名唐诗选对李、杜诗歌的取舍安排，检讨各朝代人们对李、杜诗歌的接受和扬弃，梳理当时文学风气的同时，透视后人对李、杜优劣的不同看法。

一、推崇李白的唐人选唐诗

唐人选唐诗价值和意义非凡，其富有典型的时代特征，不仅反映出选家们各自选诗标准，而且呈现出唐代总体时代风貌和审美趋向。明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记载唐人选唐诗共有50多种，惜多佚。现存的有《唐人选唐诗十种》，今人傅璇琮编撰《唐人选唐诗新编》搜辑共13种，较《唐人选唐诗十种》，增加了初唐的许敬宗等撰的《翰林学士集》和崔融编的《珠英集》，及中唐李康成的《玉台后集》。另外，有晚唐顾陶编的《唐诗类选》，该书已佚，但其《序》和《后序》在《文苑英华》中幸得完整保存。因《翰林学士集》和《珠英集》为初唐诗选，兹弃。现据《唐人选唐诗十种》所存选本，参之《唐人选唐诗新编》，将李、杜诗歌入选数量（单位：首）列表如下：

#按：罗振玉《鸣沙石室佚书目录提要》（见《唐人选唐诗十种》卷首）认为“太白诗三十四篇，又《古意》以下九篇误入陶翰诗后，共得四十三篇”。

十一种唐人选唐诗中，李白入选四种（《唐写本唐人选唐诗》、《河岳英灵集》、《又玄集》、《才调集》）共88首，杜甫入选的仅一种（《才调集》）7首，李白选诗种类数量皆远远高于杜甫。结合王维入选五种（《河岳英灵集》15首、《国秀集》7首、《极玄集》3首、《又玄集》4首、《才调集》2首），共31首，王昌龄入选五种（《唐写本唐人选唐诗》17首、《河岳英灵集》16首、《国秀集》5首、《又玄集》1首、《才调集》5首），共44首比较，亦可见杜甫在唐人选唐诗中的不被重视。

上表中，《河岳英灵集》选诗“起甲寅开元二年（714），终癸巳（753）”，盖成书于天宝十二载后；《国秀集》编选范围是“自开元以来，维天宝三载”；《玉台后集》编者李康成，“宋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卷一谓康成与李、杜、高、岑同时”，成书时间应在“天宝年间”或“天宝以后”；《箧中集》选于“乾元之三年”；《搜玉小集》编成“当在开元后期至天宝前期”，斯五种唐诗选都在杜甫生前编成，皆不见编选杜诗，更可看出杜诗在生前的不被唐人重视。

唐诗选本多选李诗，少选或不选杜诗，不仅体现在选诗数量表象上，而且有其深层原因，诸如选家选诗标准，当时诗坛风尚，社会政治影响，诗歌自身发展变化，后人对李、杜的接受，及李、杜优劣之寓等等。敦煌残卷本《唐写本唐人选唐诗》共选李昂、王昌龄、邱为、陶翰、李白、高适六家，总选李白诗43首，高居诸家榜首。李白是唐代乐府大家，书中录李白古乐府24首，并有意单独编为一类，这可见李白乐府在当时就已流行，既符合李白诗歌成就实情，也为后世重视学习李白乐府奠定了基础。更为甚者是，入选六家中，唯有李白诗一首未遗失，李诗在当时受人欢迎程度可想而知。李白生前作品就倍受世人青睐，其崇拜者之一，王屋山人魏万（一作魏颢）就曾千里迢迢，不辞劳苦，从河南长途跋涉到江浙寻找、结识李白，据魏万说李白刚出川时，在江陵遇见著名道士司马承祯，受其褒奖后激情写下的《大鹏赋》，当时天下“家藏一本”，这年李白刚26岁左右，李白成名之早和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。该选本写作年代约为“天宝十年左右，安史之乱前”。现存杜甫1400多首作品，约有1300首写于安史之乱后，不录杜诗原因似乎很明显。但杜甫在《进雕赋表中》云自己“自七岁所缀诗笔，向四十载矣，约有千余篇”，不仅未入选敦煌残卷本《唐写本唐人选唐诗》，而且编选时限为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载的《河岳英灵集》，选24位作家230多首诗歌，也未见杜诗。敦煌残卷本“似为抄录”（傅璇琮语），恐类敦煌曲子词一样，出于民间传抄，李白高选，杜甫不录，更能说明李、杜诗在时人（尤其百姓）心中的高低。

纵观写诗褒扬杜诗的唐人，在杜甫生前仅有三人：郭受“新诗海内流传遍，旧德朝中属望劳。……春兴不知凡几首，衡阳纸价顿能高”（《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》）；韦迢“相逢缆客船，大名诗独步”（《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》）；任华“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，吾怪异奇特借问，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。……曹、刘俯仰惭大敌，沈、谢逡巡称小儿。昔在帝城中，盛名君一个，诸人见所作，无不心胆破”（《杂言寄杜拾遗》）。仇兆鳌注在郭诗题下注：“公（杜甫）必先有诗寄郭，故受作此以答。”韦迢写此诗同时，杜甫有诗送别，亦系唱和类，“洪迈《容斋》曰：‘古人酬和诗必答其来意非若今人为次韵所局也……杜集数篇略纪于此，如高适、严武、韦迢、郭受，彼此唱酬，层次条答。’”从其唱和角度，郭诗、韦迢的赞颂多少有交往中的惯常回答、奉承之嫌。至于任诗，多为后人诟病，考其为伪作。也即杜甫生前 “百年歌自苦，不见有知音”（《南征》）。

与敦煌残卷本的百姓传抄不同，《河岳英灵集》与选者殷璠的诗学思想关系密切。殷璠虽赞美盛唐诗“声律风骨始备”，强调为诗要“既闲新声，复晓古体，文质半取，风骚两挟”，并说“不可不知也音律”，但他对“专事拘忌，弥损厥道”之诗尚多有不满，从而提出“但令词与调合，首末相称，中间不败，便是知音”，可见其选诗更重风骨和古调。李白作诗重古体，多古调，《古风五十九首》多从陈子昂《感遇诗》而来，殷璠选诗标准与陈子昂、李白诗歌主张一脉相承，故选录李诗高达13首。而杜诗多重律体，喜欢苦吟，追求技巧变化，不被殷璠重视已属自然。这里面不仅有个人爱好，而且折射出安史之乱前，李白复古革新，是盛唐时代的歌手和代表。

后蜀韦縠《才调集》与前选不同，他选诗重视“韵高而桂魄争光，词丽而春色斗美”，故韦选李诗28首，不选李飘逸自然、雄奇奔放之作，多选其写妇人之诗。《才调集》是现存唐诗选本中选诗最多的，它多选中晚唐律诗，虽韦縠在叙中称赞杜甫，但却未选录律诗大家杜甫，而李白虽不擅长律诗，但却是入选诗量最多的盛唐诗人，也是全书选诗超过二十首的八家之一，这与韦縠偏居安逸蜀地，喜近体艳情诗，及中晚唐诗歌发展趋向有关。杜甫艳情诗和写女性诗篇几无，故不选。而李白集中还有此类作品，正如后人讥讽李诗“词诗十句，九句言妇人、酒耳”，虽言之有过，但却暗合了韦縠的审美趣味，入选诗歌放弃他类，仅录妇人之诗就不足为奇了。这既反映出李、杜诗歌取径之别，也从侧面透露出李白在蜀地和五代仍有很高的威望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选诗“起自至徳元首，终于大历十四年己未”的《中兴间气集》，从编选时间上恰逢杜甫创作高潮和成熟期，但高仲武并未选杜诗，这不仅因杜诗不符合选家“体状风雅，理至清新”的选诗风格，而且杜诗内容上揭露多、赞美少，也与高氏所要歌颂的肃、代两朝“中兴”内容不合拍。现存可知的崇杜唐人诗选始于晚唐顾陶《唐诗类选》，他说“杜、李挺生于时，群才莫得而并”，其最崇拜杜甫、李白，并将杜甫放置在李白之前。晚唐韦庄《又玄集》继之，将杜甫放卷首，李白次之，无论诗量还是排序，杜甫皆超过李白。它们似乎逗露出一个讯息，那就是杜甫在晚唐的被认同接受，及在士人心中的地位渐渐抬高。这种过渡状态，仿佛在诉说着唐人诗选崇李时代的结束，而宋人唐诗选本崇杜时代的悄然来临。

二、膜拜杜甫的宋人唐诗选和承宋启明的元代唐诗选

宋人对杜甫的态度，分三大阶段：北宋前期白体、西昆体、晚唐体流行，学杜的并不多；真正膜拜杜甫的高潮在北宋至南宋中叶阶段，江西诗派的崛起，使得杜诗深入人心；而南宋后期，有识之士力矫“江西”流弊，杜甫的光芒日渐暗淡。不过，总观全宋，大多数诗人都是以杜甫为师法对象的，崇杜堪称宋人学唐的主流，而宋人选唐诗恰很好地体现出这种诗学思潮。

王安石《四家诗选》选录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欧阳修四家诗歌，其将杜甫排在首位，将李白放在最后。《遁斋闲览》云：“王荆公编杜、欧、韩、李四家诗。或问公云：‘子编四诗，以杜为第一，李为第四，岂白之才格词致不逮子美耶？’公曰：‘太白歌诗，豪放飘逸，人固莫及，然其格止于此而已，不知变也。至于子美，则悲欢穷泰，发敛抑扬，疾徐纵横，无施不可。……此子美所以光掩前人，而后来无继也。元稹谓兼人所独专，斯言信矣。’”王安石这样安排，一方面与他师法、尊崇杜诗关系密切，如“予考古之诗，尤爱杜甫”（《杜工部后集序》），“荆公诗得子美句法”（《唐子西语录》），“安石……皆步骤老杜所得。”（清吴之振《宋诗抄》）；另一方面荆公是政治改革家，他与杜甫对诗歌的经世致用和写实精神是相通相承的。北宋虚外实内、冗军冗政、积弱积贫，荆公崇杜，实是北宋中叶士人共有的忧国忧民情怀的外现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人抬高杜甫的同时，总想用李白作比，故而扬杜抑李的思想，也随着对杜甫的膜拜而迅速滋长，如苏辙就曾批评李白诗歌“华而不实，好事喜名，不知义理之所在”，赵次公亦曾比较李、杜优劣曰：“李、杜号诗人之雄，而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，神仙虚无之说，亦何补于教化哉！惟杜陵野老，负王佐之才，有意当世而肮脏不偶，胸中所藴，一切写之以诗。”

北宋文学，粗分三段，初宋约72年，为“宋初三体”流行期；仁宗天圣至徽宗建中靖国为盛宋期，其间，王安石以选本方式力矫宋初诸体，不仅是对王禹偁、欧阳修等前贤推崇李、杜的继承和变化，而且为北宋崇杜奠定了坚实基础，其价值和意义是深远的。宋诗自此开始旗帜鲜明地摆脱中晚唐诗歌影响，踏上了崇杜求变的自身发展道路；以苏轼1101年去世为界，徽宗崇宁元年开始，至北宋结束，为江西诗派鼎盛，并膜拜杜甫诗歌时期，这种崇杜风气一直延续到南宋高宗绍兴32年。以绍兴32年（1162），陆游尽焚学习江西诗派旧作为标志，一直到宁宗嘉定2年止，为陆游、杨万里、范成大、尤袤“中兴四大诗人”主宰诗坛时期。他们始学江西，后摆脱藩篱，自出机杼。苏轼曾说“天下几人学杜甫，谁得其皮与其骨？”（《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》）。若说黄庭坚等江西诗派人得到的是杜诗之皮，那么“中兴四大诗人”，尤其杨万里、陆游，实为得杜诗之骨者。宁宗末年，江西诗派末流积弊太多，已成强弩之末。陆游死于宁宗嘉定二年（1209），以此为界至南宋末，为江湖诗派时期。该阶段诗人抛弃江西诗派，转而学习中晚唐诗歌，时代使然，理宗宝祐五年（1257），周弼的《三体唐诗》选本编成。周弼选诗取径虽较前人宽阔，不仅选中晚唐，也录盛唐16诗人，但李、杜诗作一首未收。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宗，周弼反江西，欲以此选矫弊，不选杜甫情理之中。至此，宋代选本崇杜风气消歇。

对于周弼的不选李、杜，方回甚为不满，他后为《三体唐诗》添加序云：“唐诗前以李、杜，后以韩、柳为最。”再次肯定李、杜的地位。元世祖忽必烈至元20年（1283），方回《瀛奎律髓》成书，“是书兼选唐宋二代之诗，分四十九类，所録皆五七言近体，……大旨排西昆而主江西，倡为‘一祖三宗’之说，‘一祖’者，杜甫；‘三宗’者，黄庭坚、陈师道、陈与义也”。方回堪称江西诗派的殿军，《瀛奎律髓》是对江西诗派的全面总结和反正，其使得江西诗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宋诗流派，并确定了江西诗派在宋诗史上的代表性和正统地位。方回将杜甫重新抬出，并赋予极高的地位，认为宋诗是唐诗的延续，其打破了唐宋诗歌之间嬗变发展的壁垒，为宋诗和江西诗派开出证明药方。

笔者统计《瀛奎律髓》总选李白11首诗歌，虽对李白也极力褒奖，如卷首陈子昂《度荆门望楚》诗后附评论云李白等人：“律诗不出则已出则亦足与杜甫相上下”，并称赞陈子昂、李白、杜甫等11人成就了“唐诗一时之盛”和伟大，但李白入选诗量较杜甫总选诗275首实在太少。方回在具体选诗评语中，虽有“自汉《天马歌》以来，至李、杜集中诸马诗始皆超绝”的评论，但在杜与李等唐人比较时，他崇杜思想昭然，如“凡学诗……七言律不可不老杜也”，“老杜为唐诗之冠”。方回在有些诗歌后评语中，直接将李白、杜甫优劣作以比较，极力赞扬杜甫，认为杜超过李白，如评杜甫《登岳阳楼》：“岳阳楼天下壮观，孟（浩然）、杜（甫）二诗尽之矣。”而在李白《秋登宣城谢眺北楼》诗后说：“太白亦有登岳阳八句，未及孟、杜。”

若说方回在元初编选的《瀛奎律髓》，继承了宋人学杜之风，奠定了宋诗的承唐地位，那么元末杨士弘的《唐音》选本，则是元人崇唐的最终产物，是第一本以盛唐为宗的唐诗选本，并直接开启了明人推崇盛唐、并尊李杜、审音辨体、源流正变的诗学风潮。

《唐音》分“始音”、“正音”、“遗响”三部分。“始音”、“遗响”不分体。“正音”六卷是全书重点，按诗歌体裁编选。杨氏以盛唐之音为正，为理想的唐诗美学范式，以“遗响”体现音律之变，并认为不同体裁有不同“正”的具体要求。遗憾的是杨氏没选李、杜诗，他在该书“凡例”中解释为“世多全集，故不及录”，结合其自己在序中所说：“诗莫盛于唐，李、杜文章冠绝万世，后之言诗者，皆知李、杜之为宗也。”可见杨士弘是将李、杜诗歌作为唐诗巅峰看待的。而真正以选本形式，全面实践南宋严羽宗盛唐、尊李杜诗学理论，继承杨士弘等元人崇唐思想，并纠补杨氏选本不足，从而完全奠定李、杜千古并重基石的，还需明人高棅《唐诗品汇》来完成。

三、李、杜并尊的明代唐诗选

明初高棅继承了《唐音》的宗法盛唐、正变唐诗、审音辨体、分体类编、四唐划分等多种合理成分，并进行了合情合理的新变。四库馆臣就说：“高棅《唐诗品汇》即因其（指《唐音》）例而稍变之。”胡震亨亦评曰：“高廷礼巧用杨法，别益己裁，分体以统类，立九目以驭体。”高棅回视前人唐诗选本，对它们多有不满，唯心服杨士弘《唐音》能“得唐人三尺”，但对杨氏“李、杜大家不录”等选录情况，“毎一披读”，皆要“叹息”。故《唐诗品汇》纠补杨氏之偏，让诗歌“神秀声律，粲然大备”正多变少的的李白，始终端坐于盛唐段最高级别的“正宗”品；因“众唐人是一样，少陵是一样”，杜诗异于唐人而起了变化，已是正变相半，高棅又在盛唐段为杜甫一人专设“大家”品。高棅推尊李、杜如斯，可见一斑，更难得的是，《唐诗品汇》全书以“四唐”分期为经，以“九品”品第为纬，辅以唐诗各种体裁，通选全唐，点面结合，纵横交织，形成有条不紊的唐诗发展网状结构，动态呈现出以李白、杜甫为并肩双星，王、孟、高、岑等人环拱、羽翼，并以盛唐诗为标准的文学史观。“终明之世，馆阁宗之”，其对明清唐诗选本、唐诗研究、诗学思想等影响深远。

李攀龙“唐诗选”就是全取《唐诗品汇》而成，笔者统计其总选唐诗736首，入选作家、作品、选目顺序基本沿袭《唐诗品汇》而不变。继高棅等先贤泛滥崇唐复古思潮，和“前七子”提出“诗必盛唐”口号之后，作为“后七子”代表人物的李攀龙，也力倡盛唐诗。李氏所选盛唐诗总465首，初唐诗129首，中唐诗99首，晚唐诗23首，盛唐诗占选诗总量的63.18%，其中选录诗量最多的诗人仍是李白和杜甫。李攀龙的这种浓烈的盛唐李、杜情结，是明中叶士人心态的典型代表，其与宋严羽、元杨士弘、明《唐诗品汇》标举盛唐“格调”、并尊李杜思想一脉相承。

至于明末“一遵《品汇》之例”的唐汝询《唐诗解》，更秉承了高棅、李攀龙宗盛唐、尊李杜的选诗宗旨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评《唐诗解》云：“是书取高廷礼《唐诗正声》、李于鳞《唐诗选》二书，稍为定正，附以己意，为之笺释。”笔者统计，该选五古选李诗54首，杜诗40首；七古收李诗24首，杜诗27首；歌行长篇、骚体李诗各入选1首；五绝录李诗20首；七绝选李诗34首；五律选李诗30首，杜诗40首；五言排律选杜诗13首；七律录李诗6首，杜诗36首。李、杜各体诗作的选定、安排，基本符合二人擅长诗体的实情，总选李白诗167首，杜甫诗138首，李、杜诗歌仍然是全书作家中选录最多的，这正是明人标举盛唐、并尊李杜总体心态的准确再现。

四、总结反思前人、大胆肯定杜甫的清代唐诗选

明人崇唐太过，很多人机械模拟盛唐诗歌，乏情少韵，明选本并尊李、杜既有师承原因，也是明人尊唐复古思潮所致。若说明代人并尊李、杜尚有矛盾心里，他们舍弃杜甫而不能，拿起后感到又与李白代表的唐诗正宗有别，他们已经看到的杜诗之变，但又不能完全认可这种变化，如高棅在对李、杜品目安排时的煞费苦心就是明证，那么喜欢冷静总结反思前人的清代人，在对待杜甫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，他们不再遮遮藏藏，而是从诗歌嬗变发展的层面大胆肯定杜诗之变，肯定杜诗对中晚唐诗乃至后代诗史的开启和转折之功，肯定杜诗之变对后代诗坛的巨大影响和作用，沈德潜《唐诗别裁集》就是其中典型代表。

清代的唐诗选本经历了一个由王士禛纠弊而又跑偏，沈德潜起而矫之，蘅塘退士继承沈氏，王尧衢融汇清初中期诸选家观点宗唐本心，翁方纲调和前人唐宋之争，调和诸家之说的发展历程。其间经历李杜由受冷落，到受重视，尤其杜甫被大力认可的过程。这貌似又回到了宋代或方回的崇杜老路上，其实不然，清人对杜甫的肯定，更多的是对宋、明人唐宋之争、李杜选录得失冷静反思总结的结果，是跳出李、杜优劣之争后，审视几千年诗歌纵向发展流变，从诗学史角度，对杜诗变化的认同。

清初，以诗坛盟主钱谦益为代表，针对明代宗唐流弊，渐渐兴起了宋诗热。康熙诗坛领袖王士禛就始学宋，后宗唐。王士禛为唐诗选本大家，他一生编选过四部唐诗选本，按编选时间顺序分别是：《唐诗七言律神韵集》（康熙初，王氏早年编，现存残本。）、《唐贤三昧集》（康熙27年（1688）编，王氏50岁时编。）、《十种唐诗选》（约与《三昧集》同时或稍后编成）、《万首唐人绝句选》（成书于“康熙戊子”，三年后王氏去世。）。另外，王士禛还编有《古诗选》，其间也有唐诗选。若说《神韵集》残本不能尽展王氏选诗真貌，其中杜甫选诗也不甚确然，那么《三昧集》中就可真实尽显王氏对待李、杜诗歌的观点。

《三昧集》是王氏神韵说的典型外现，其主王、孟等山水清音，肯定的是严羽对唐诗“优游不迫”的阐释，认为王孟的恬淡闲远神韵是唐诗主体风貌的代表，从而未选李、杜诗。王氏自己解释为“不录李、杜二公者，仿王介甫百家例也”，是模仿王安石《唐百家诗》不选李、杜、韩，因他们“篇目繁多，集又单行”。然赵执信“阮翁酷不喜少陵，特不敢显攻之”之言，和李重华《贞一斋诗说》所记的王氏对杜甫的偏见不满：“近见阮亭批抹杜集。乃知今人去古，分量大是悬绝，有多少矮人观场处，乃正昌黎所谓‘不自量’也”，及门人翁方纲对王士禛不选李、杜的解释：“渔洋选《唐贤三昧集》，不录李、杜，自云仿王介甫《百家诗选》之例，此言非也。先生平日极不喜介甫《百家诗选》，以为好恶拂人之性，焉有仿其例之理？以愚窥之，盖先生之意，有难以语人者，故不得已为此托词云尔。先生于唐贤，独推右丞、少伯以下诸家得三昧之旨，盖专以冲和淡远为主，不欲以雄鸷奥博为宗。若选李杜而不取其雄鸷奥博之作可乎？吾窥先生之意，顾不得不以李、杜为诗家正轨也；而其沉思独往者，则独自冲和淡远一派，此固右丞之支裔，而非李、杜之嗣音矣。”，皆可见王氏对李、杜诗，尤其杜诗的真实态度和看法，虚伪矫饰终究掩不住真相，个人喜好才是他不选李、杜的深层原因之一。当然，王士禛以王、孟为主，兼取高、岑，不选李、杜，还与他欲以之纠补宋人祖宗杜甫和明人独尊李、杜之偏有关，只是他抛弃了前人对唐诗“鲸鱼碧海”的偏爱，自己却又驶进唐诗“翡翠兰苕”的港湾，但他留给后人的是更多反思唐诗的启示，后来沈德潜、翁方纲等唐诗选本其对的开启作用功不可没。

沈德潜编有《唐诗别裁集》、《明诗别裁集》、《清诗别裁集》、《古诗源》等著名选本，尤其《唐诗别裁集》是其诗学观点的重点所在，他对之非常看重，晚年还进行过重订。沈氏上承明人对唐诗源流正变，并特别崇尚儒家诗教说，他认为性情之正是衡量诗人最重要的标准，只要诗人情正，哪怕像杜甫诗歌那样起了变化的，仍然是需要大力赞美的对象。《唐诗别裁集》共20卷选诗1928首，其中入选杜甫、李白诗较多，五古（53首）、七古（58首）、五律（63首）、七律（57首）等体裁，尤以杜诗选录为冠，并称赞李、杜七言诗是“七言楷式”的“大备”。《别裁》选本取名也源于杜甫《论诗绝句》的“别裁伪体亲风雅”诗意，沈氏对李、杜，尤其对杜甫的重视昭然可见。

沈氏纠补王士禛对杜甫的偏见，极力赞扬杜诗：“议论开辟”、“尽掩诸家”；“独开生面”、“超然拔萃”；“学问博，力量大，转接无痕”、“千古以来，让渠独步”；“气局阔大，使事典切”、“错综任意，寓变化于严整之中”、“足凌跞千古”，沈氏认为李白、杜甫诗歌的宏伟壮阔方是唐诗尤其盛唐气象的主要体现，而不是王士禛所主张的王孟等人的“空山无人，水流花开”。不过，沈氏并非全部否定王士禛的观点，他对“新城（王士禛）所取，亦兼及焉”，其在《重订唐诗别裁集序》时云：“先审宗旨，继论体裁，继论音节，继论神韵，而一归于中正和平。”他其实是将明人审音辨体、源流正变的格调说和清王士禛的神韵说融合了，并彻底抛却了明格调说伸正绌变之弊，其集中体现在对杜诗的态度上。明代格调派诗人从诗歌正变立场出发，对杜诗之变持有矛盾心理，如高棅将杜甫专门独设“大家”品，而又说“正宗”、“名家”是全书“根本”，并辅以“羽翼”品“舆卫”之，虽李、杜并尊，但品目安排、选诗数量上多少有崇李之嫌。而沈德潜则不然，他不仅赞美高棅将杜甫“列为大家”是“特识”，不仅看重杜诗透露出儒家精神的“情之正”，而且进一步充分肯定杜甫“诗之变”的审美特性，持论较前人更为通达客观，沈德潜堪称格调说的集大成者。

沈氏之后，清代唐诗选家审视前人，视野更加宽广开阔。约成书于雍正六年（1728）的王尧衢《古唐诗合解》，就是融合清初中期诸家诗学观而自出机杼的诗歌合选，尤其继承了叶燮《原诗》创新求变、穷本知源的诗史嬗变观。王尧衢复古但不薄今，其强调既要学古人，又要“静听山水之清音，以豁其胸襟，自出其才识胆力”，假以时日，方可达到“天机流动”。尧衢不仅为法自然之诗折服，视之为极品，而且非常重视诗法和技巧，而这两类诗歌恰以李白、杜甫为最，故《合解》所选，尤重李、杜。全书选录132人，杜甫选诗78首居冠，李白第二，入选54首，王维第三43首，岑参32首，高适、孟浩然各17首。尧衢既宗盛唐和杜、李，又兼顾王、孟、高、岑等不同诗风，较清前期诗学主张更加圆通融达合理。

清代合选诗歌的著名选本，还有翁方纲的唐宋诗合选本《七言律诗钞》和《小石帆亭五言诗续钞》。翁方纲取杜甫诗歌《丽人行》“肌理细腻骨肉匀”之意，而自成“肌理说”。 《七言律诗钞》视杜甫为唐代乃至齐梁以来的第一人，云“有诗人之诗，有才人之诗，有学人之诗。齐梁以降，才人诗也；初唐诸公，诗人诗也；杜则学人诗也。然诗道至于杜，又未尝不包括诗人才人矣”，翁氏指出杜甫诗下传为韩愈诗，续传为王安石、苏轼等宋人诗，并认为他们皆继承了《诗经》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。这样就使得唐、宋诗歌一脉贯通，并为它们上继风雅正声找到归宿。《小石帆亭五言诗续钞》云“以古调、唐调为此疆尓界久矣，其实论诗不宜如此”，翁氏还是走打通古诗、唐诗界限路子，并以杜甫为宗，认为诗能技法要学习杜诗，并对继承唐诗的宋诗大力肯定。翁氏还对格调、神韵诸说进行调和融汇，归结到他的肌理说之中。也即翁氏宗唐美宋，一定程度上为消弭唐宋之争，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杜甫诗歌价值和地位的高度首肯下的。至于乾隆29年（1764）成书的蘅塘退士《唐诗三百首》，远承高棅《唐诗品汇》，近秉沈德潜《唐诗别裁集》，仍然以李、杜为尊，但杜甫选诗总39首，高于李白的29首，可称清代对杜甫大力认可主流的余波了。

小  结

历代唐诗选本众多，孙琴安的《唐诗选本提要》就收录有600种之多。有的唐诗选本，如李攀龙《唐诗选》、王士禛《唐贤三昧集》等，早在清代就曾被翻刻、流传到国外，影响很大。唐诗选本蕴含的文学价值非常丰富，它不仅可见历代诗人对学习“四唐”哪段诗歌的歧见，和唐、宋诗优劣之争，而且不同社会政治的隆兴风会、地域风尚、诗学思潮、选家的不同选诗标准，及诗歌的自身发展变化规律等，皆深深地影响到人们对唐代作家作品的认识、态度和看法。历代唐诗选本选诗安排、序跋评论，皆可以弥补诗话和文集不载的很多有意义资料，如李、杜诗歌在唐至清代的接受情况，李、杜孰优孰劣之见，甚至人们对李、杜诗歌风格、特点、差异等，都可在历代唐诗选本中找到答案，而这些选本对于唐诗研究的非凡功用，往往被人们忽略。通过历代唐诗选本对李、杜的安排，可见各朝代人们对李、杜的接受情况，总之为：唐人较崇李，宋人较尊杜，明人李、杜并尊，清人跳出前人窠臼，大胆肯定杜诗之变。

简述为：唐人选唐诗李白诗歌入选较杜甫为多，而杜甫生前的选本没有选录杜诗，死后的《文集》也仅“行于江汉之南”，“不为东人所知”，唐人选唐诗更多地见出唐人对李白的接受和喜爱。晚唐选本已经预示了杜甫诗歌渐入人心。

北宋中期到南宋前期，江西诗派祖法杜甫之皮。随后陆游、杨万里等学杜不泥，自成特色，可谓得杜诗之骨。南宋末，江湖诗派矫江西之弊，杜甫受到冷落。宋末元初的方回出，为江西诗派和宋诗正名，再次抬高杜甫地位。

元末杨士弘唐音上承严羽宗盛唐理论，第一次以选本形式大力肯定盛唐诗歌，明初高棅《唐诗品汇》弥补了杨士弘不录李、杜之憾，继续沿袭严羽倡导的盛唐诗观，

并尊李、杜，影响了有明一代。明中叶，前、后“七子”高唱“诗必盛唐”赞歌，奏响了学唐的最强音，李、杜仍是人们心中的唐诗高标。

晚明和清初，诗人们不满明前、中期“疯狂”的崇盛唐之风，转而师法中、晚唐，同时宗唐诗还是宗宋诗之争也风起云涌，李白、杜甫也随之受到冷遇。王士禛出，异于前人，虽祖盛唐，但非李、杜，沈德潜起而矫之，集格调之大成。王尧衢欲以合选调和李、杜优劣，但仍有尊杜之嫌。翁方纲后起，总结反思前贤，融会贯通诸家，溯本求源，前疏后导，将自己的肌理说揉入神韵、格调众说中，打通古诗、唐诗、宋诗的界限，独立新标，视野开阔，持论客观，为唐、宋诗之争和李杜优劣之辩划上了较为公允的句号。

另外，历代唐诗选本中有很多关于李、杜有价值资料的留存，如敦煌写本唐诗选本，对于李白诗歌的校勘；王安石从诗风多变角度对杜甫集大成的赞扬；方回“一祖三宗”之说；高棅对李诗飘逸、杜诗沉郁诗风的界定和神秀声律、兴象风神、体制风格等学术用语的使用，及以李、杜为尊，使盛唐诗美深入人心等，皆是唐诗选本对李、杜研究的贡献。